杭州詩人泉子的新詩集《湖山集》日前出版,收錄了他近年創作的129首詩歌。《湖山集》呈現了泉子詩風的一次蛻變,“從絕不似江南,到如此江南,而又絕不是常人以為所是的江南。”
  從2001年秋天開始,詩人幾乎在西湖邊度過了每一個周末。起初是南山路一側,在一間與雷峰塔相對的小茶館。大約在2004年,當這間小茶館改裝成一間珍珠屋之後,他移居到了北山路斷橋邊的一家咖啡館,直到今天。正是這一個個閱讀、沉思、冥想的下午,這對同一片水的一種持續的註視,塑造與改變了那註視的人,並最終塑造與改變了他眼中的山山與水水。
  在《湖山集》里,泉子力圖完成的是:向林和靖的致敬,向黃賓虹的致敬,向永明延壽、蓮池、藕益、弘一大師們的致敬,向西湖、孤山、保俶塔,向偉大江南的致敬。
  由泉子詩集《湖山集》引發的二人談
  詩歌對江南的沉湎與阻隔
  張曙光:你一直生活在江南,讓我好奇的是,你的詩歌與人們印象中的江南風格並不一致,我指的是那種細膩委婉甚至帶點綺麗的風格。當然我並不認為這些就一定是江南風格,但至少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是這樣認為的。
  在我看來,你的寫作帶有某些北方的特征。這些是無意為之的自然形成,還是一種有意識的追求?你是怎樣看待江南風格的,包括它的長處和局限?
  泉子:我熱愛江南。江南是我的命運與福分,就像我們共同置身的這個時代,它同樣是我們的命運與福分一樣。
  雖然有許多的朋友或讀者都曾發現,並指出我的詩歌中與“人們印象中的江南風格”迥異的一種面貌,但這依然是一種江南,一種與常人以為所是迥異的江南。
  你說的“北方的特征”可能就是對這樣一種江南更為方便的描述。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水土之上的風物,包括詩歌與藝術,自然會呈現出一種總體所是的面貌。江南作為一塊如此豐腴的土地,它被贈予了那麼豐富的風物,那麼濃郁的聲色。這種濃郁的聲色,通過生長於其間的人們世世代代的耳濡目染,融化為“這一方人”更為敏銳的感受力。但這些濃郁的聲色在成為江南人一種共同的福祉的同時,又成為更為深重的考驗。一種對聲色的沉湎,一種對那麼濃郁的聲色誘惑的屈從,最終成為詩歌重回於自身,重回於最初的一種天然的屏障與阻隔。或許,這也是你所說的江南詩歌總體上呈現出的一種“細膩委婉甚至帶點綺麗風格”的原因。
  如果說我的詩歌呈現出一種個人的風格或面貌的話,那一定不是我有意為之。或者說,任何一種真正意義上的風格或面貌的呈現都一定不是一種有意為之的結果。
  自從我在1997年獲得了“詩歌並非一種分行的文字,而是我們對身體至深處的聲音的傾聽、辨認與追隨中,語言的凝固與呈現”這最初的領悟之後,此後幾次詩風的蛻變,都是我越來越真實地面對自己的內心,是我最真切的生命體驗在語言中的凝固,無論曾經的精緻與後來的雄辯,無論是我越來越強烈地感受到的一種寂靜或至柔的力量。
  如果我最終能夠通過從心,通過在精緻江南中獲得立錐之地,進而感受到宇宙那無東、西、南、北而共通的宏闊,通過對那必須經由自我才能企及的真實的堅定追隨,而最終能以一種迥異的面貌豐富了江南,那麼,詩歌或漢語也終將成為我的命運與福分。
  張曙光:江南風物綺麗秀美,柔勝於剛。不過當年的越國也是很強悍的,勾踐的卧薪嘗膽大家都已熟知。王季重說過,吾越乃報仇雪恥之鄉,非藏污納垢之地。同樣,魯迅的文風也相當犀利,打起筆仗來無人能敵。因此,我理解,“這種迥異的面貌”應該也是江南所具有的,只是現在少見而已。把江南風格一味地解理成風花雪月未免有些狹窄,即便如此,在一種風格中加入些異質的東西也有好處,反而會使原有的特點更加突出。
  和你一樣,我也認為一個人寫作的風貌更多是自然形成。這是由先天的氣質和後天逐漸形成的審美決定了的。
  但不可避免,外部的影響有時也會起到相當的作用。比如時代的風尚和地域的特點,還要包括一些偶然的因素。比方說,如果沒有西方現代詩歌的影響,我們今天的寫作會是什麼樣子?
  同樣,對整體創作和個體創作的思考也會自覺不自覺地在自己的詩中突出某些因素,形成不同的風貌。因此我說你的寫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一種認識或直覺上的自覺追求也許你不會反對。在不同時代,對詩的本質的把握與認識都有差別。
  如果從大處著眼,似乎不同時代的詩歌都有自己不同的創作方法和審美意趣,這些都來自與時代的互動,接受或拒斥。比如浪漫派,只能產生於十九世紀,是對十八世紀理性主義的反動。稍後的象徵主義又是矯浪漫派濫情之正。等等。
  總之一個時代的創作一是要更好地表現(揭示和批判)時代,同樣也要有其獨特的風貌。當然,這個問題超出了我們上面所談的,但是從上面的問題引發出來。所以,這兩年我在從這個角度思考詩歌的變化,也許真的到了該變的時候了。
  泉子:我們對事物的理解是高度一致的。如果說我們之間稍有不同的話,應該是我們各有側重與強調。譬如,我更傾向於把時代和地域作為一個人內在構成的一部分,作為自我的一部分。
  或許,對空無的激情,對我們、對塵世萬物的那共同源頭的不倦追尋正是所有詩歌、藝術、科學,也是所有哲學與宗教的一個根本性秘密與使命。或者說,在至高與至深處,它們都是同一個,而只有在更低,或是更可見可感的淺顯處,它們才各自呈現出如此的不同。而只有在這裡,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我們的時代,以及我們與時代的關係。
  變化是一定的,它是漢語,是事物生長的痕跡。朦朧詩以來,現代漢語一直呈現出一種變化,而這種變化又一直為一個不變之處所牽引的。或者說,我們都為同一種激情所驅馳。這激情就是我們對真實的渴望。而這種渴望並不始於朦朧詩,並不始於現代漢語,甚至並不始於任何一種語言。但正是這樣的渴望最終觸發了語言,觸發了現代漢語,觸發了朦朧詩以來現代漢語最新的流變,仿佛又一次的無中生有,並作為時代、地域,自然與風俗最好的見證。
  張曙光:關於真實說得很好,真實不僅促使現代漢語發生變化,也應該成為審美的基礎。你是如何評價當下詩歌現狀的,或確切說,在當下的寫作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在哪些方面應該有突破?
  泉子:我們的近鄰,畫界有兩個看似矛盾的著名論斷,就是“筆墨當隨時代”與“筆墨千古不易”。但當我們真正理解了這兩個“筆墨”各自的強調與側重,我們又會發現,這兩個觀點是並行不悖的。“當隨時代”的應該是一種語言形式或筆墨技巧,而“千古不易”的是所有筆墨深處的精神。
  這又回到了我們上一個問題中談到的變與不變。我重新引出這個話題,是想說,現代漢語通過這一代詩人在九十年代,以及五四以來一代代詩人的一種艱難而卓絕的探索,在語言與技術層面已經趨於成熟。
  而新的一代詩人必須在他者的肩膀上,完成對那“千古不易”之處的一次新的辨認。當然,新一代詩人是一個更為方便的說法,它同樣包括你們這一代人在新的世紀的努力,也包括可能是我們之後的幾代詩人的一種共同的堅持。
  這樣一次有待完成的新的辨認是重要的,它將成為現代漢語真正意義上成熟的標識。或者說,一首偉大的詩歌,一種偉大的語言,一個偉大的時代都必須通過對道的一次新的見證來完成。
  或許,相對於古典時代的我們的同行,這新的一次辨認與見證會更加艱難。因為對李白、杜甫與蘇軾們來說,真理是不言自明的,道在每一個人的心中,詩人只需要通過他的所見所聞,通過他眼中的一草一木,通過命運帶給他的起伏與皺褶來確認,來說出生命深處的感動。而作為一個現代詩人,我們必須更加地凝神,我們必須通過一次次地,與自我,與他人,與時代的爭辯,來為真理贏得它的必然與合法性。但這無所謂幸與不幸,如果我們認清了一個時代深處的宿命與這一群人的使命,並終於在這個科技高度發展,全球化的時代中,發明出一種新的道德與倫理、公平與正義。
  (原標題:詩歌對江南的沉湎與阻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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